城事论道

知识分子在全球化下空间再造的角色

作者:伍美琴(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副系主任、城市研究课程主任)

伍美琴教授长期从事城市研究和教学实践,著作繁多,她的研究曾六度获得香港规划师学会的年奖。

她指出: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不同的城市都各出奇谋,希望在城市竞赛中脱颖而出,吸引投资,活跃市场经济;可是在这个空间改造的过程中,不但把自然环境漠视,造成气候暖化和碳排放增加等问题,更把城市内部积年累月有机而成、满有人文风情的地段除去;经济主导的城市发展往往只容得下消费者,抹杀了可以代代相传的故事文物和共同经营的空间。

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通过香港和台北的两个城市更新的个案研究,她分辨出两种在朝和在野的知识分子都可以选择的角色:就是主力维持现有制度或是主力改革还没有完美的制度。


今天我主讲的内容将从一本书说起 —— Henri Lefebvre 的《The Production of Space》。我将借用Henri Lefebvre的框架,讨论一下包括深圳在内的许多城市,在发展中关于空间创造的过程。作为一个法国人,Lefebvre描述的基本是资本主义法国的情况。但由于法国也有社会主义的一面,所以也非常重视国家的角色。因此本书对今天的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也会阐述一下关于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并通过香港和台北的案例,总结不同知识分子的角色。今天的讲座还会讨论都市更新的问题以及我对都市更新的一些看法。

关于Henri Lefebvre,除了《The Production of Space》,他在另外一本书《城市化革命》里面,也讨论过空间发展的问题。根据他的分析,农业时期的城市主要是政治城市或商品城市,而随着农业让位于工业,工业化开始了,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与革命。《The Production of Space》进而开始思考人类在欧洲社会与城市大变革的情况下如何走下去,并质问城市化的本质。如果说工业化时期还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在城市化时期就并非如此了。此外,全球化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到今天为止,我们经常在用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如何在全球的经济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地位、如何变成世界级的城市”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主要诉求。Lefebvre却对“全球化”提出了质疑,思考城市化过程里,人们在地生活的意义和人们聚居的意义。

由此,空间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个议题就被引出来了。在“正规知识”(Formal Knowledge)的语系下,我们需要世界级的城市,就需要相应的空间支持,专业的知识分子,例如我们规划师,把知识变成了具体的城市发展项目,以契合这种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出了经济学为本的空间交换价值。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正规知识”语系之外,基于生活和私人空间的需求,对空间塑造的另外一种手段,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空间使用价值。谁拥有城市话语权,谁就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塑造成型。这两种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带来了正规与非正规知识之间的冲突,也引发了知识分子不同角色的区别。

结合实际的案例,我定义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体制的维护者、体制的改良者、建言的专家、以及批判的专家。体制的维护者充当着“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的角色,他们决定并维护着体制的运行;体制的改良者,可以看作具有“无间道”色彩的smuggler,他们在制度内工作但不时“夹带私货”,促进体制的进一步改善;建言的专家受政府信任,具有权威学术地位,并从根本上维护着体制;批判的专家则是较为激进、经常对体制提出异议的那批知识分子。

在体制的运行和转变过程中,上述不同角色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以政府的规划为例,其基本上是由“社会工程师”和建言的专家们制定的,并以实现交换价值为根本目的。“无间道”的体制改良者们会推动规划内容的修改和完善,以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而批判的专家们则经常提出与原规划立意相左、以追求适用价值为目的新方案。这直接影响着知识分子们对规划体系和规划机制的不同作为,也反映了他们在实践空间塑造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建言的专家相信知识的权威性能主导空间的塑造,因为维护制度的知识分子较多着力于创造交换的价值,这也符合我们通常的认识和全球化下的价值观——先把经济赶上去,才能处理环境、社会等问题。批判的专家和体制改良者重视空间的使用价值、空间场所的“故事感”和“存在感”,并积极寻求可延续人居民生的可替代方案。因此,批判的专家和体制改良者在不针锋相对的情况下,往往能形成一定程度的默契。他们会引发这样的思考: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能不能够也保留依附于空间里的历史和故事?能不能启发和激励创意,从而修改与完善规划,来达到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共同实现?

在都市更新的问题上,让我们重新回到Lefebvre的问题上:城市究竟是用来干嘛的?Lefebvre显然不只着眼于经济发展,而是强调人与人在一起,把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让大家互相学习,最终能把生命提到另外一个层次。因此,城市旧区重建中除了经济资本以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资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以下我准备的两个案例,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台北,都是关于都市更新的。

在讲香港的案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香港的都市更新背景。在英国人刚到香港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好好去管理香港,只是利用香港作为进入大陆的一个据点。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初期的城市和建筑环境质量很低。直到二战结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殖民地政府才真正花心思开始管治香港。49年后的工业化、六七十年代的新城建设、再到八十年代的再中心化,香港在利用土地的方式上不断在变化。1988年,香港成立了土地发展公司,以商业的原则运作,开始把旧的中心再重建。九十年代经历了金融风暴后,楼价大跌,用商业原则来运作的土地发展公司根本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于是政府在2000年提出成立市区重建局,通过政府的注资和拨款,让市区重建局能够运作,而且具有收回土地时豁免补地价的权利,从而能够达到长远的收支平衡。市区重建局在运作的过程中,随着土地和物价的收益不断攀升,楼价也持续上涨,直接引发了重建地区政府与迁徙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我的第一个案例位于上环,这个市区重建局的项目涉及两条街,一百年以来都是市场,所以很有特色。如果到香港,你就会看到很多外国人特意到那个地方,逛街购物、拍照留念。市建局计划将其打造成为全港首条“老店街”,希望吸引已“绝迹”的本土百年老店和金牌老字号进驻。重建该区的起因源于1998年土发公司向香港的城市规划委员会提交的发展图,指出该地区由于小贩的存在导致交通堵塞,提出了重建的必要性。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访谈发现,那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小区,那些在居民和小贩认识了好几十年,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以及良好的社会资源。但是他们也都理解,发展就是有人要牺牲,所以他们应该是要搬走的,应该要配合政府。

2005年随着土发公司转为市区重建局,项目的范围和内容开始了调整,在听取了公众的意见后,提出了保留小贩的想法,在设计里加入了一些摊贩,并改善行人的环境。在2008年3月市建局最新的方案中,提出要分阶段的重建,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要保持该区域的正常运作,也提出了一些设计构思,去维持原来的居民和小贩的生态。这些新的构想其实就是政府内外的“无间道”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不断在改善着原来的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本土和外国的知识分子,说这两条街是百年设施,有那么长的历史,不能够拆掉,而是需要进行保育。这些扮演“批判专家”角色的知识分子开展了许多活动,做了一些导游图,记录不同的商店和小贩的故事,让市民去明白这两条街的故事和他们对香港历史的贡献。他们还提出了一个与市建局的设计大相径庭的另类方案,希望能够尽量保留那两个街道的现状。这个方案由于与周边的发展太不协调,自然被城规会否决了。

接下来是台北的案例。台湾的城市背景跟香港很相似,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台湾扎根,因此他们在台湾就和英国人在香港一样,没有想过要很好的管治,后来迫于无奈开始真正的建设,已经是六十年代的事了。台湾也经历了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城市化的阶段,我记得我1989年到台湾去做研究的时候,刚好是碰上“无壳蜗牛”运动,就是说那时候人买不到房子,房子太贵了,几年期全台的生产力只是上了19%,但是房地产升了180%。随着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崛起,台湾由于害怕在国际上被边缘化,开始非常注重全球化,提出了建设“亚太区营运中心”的目标,也开始从改善城市面貌入手,这样一来,城市中心的寮屋区成为了都市更新的首要目标。

台北的故事就发生在宝藏岩周边的寮屋区里。宝藏岩原先是一处古迹,后来有军事用途并成为了老兵的聚居地,随着军事基地的转移,寮屋区开始迅速扩张。这与政府建设“亚太区营运中心”的目标相悖,于是当局着手拆除,建设成聚落公园。1999年副市长成立一个研究项目聚落公园的可行性,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原区安置。2000年国立台湾大学也做了可行性研究,进一步分析空间的发展,跟那个空间、跟社区里面的网络、跟社会资产之间的关系。马英九上台以后,成立了文化局,请了龙应台做文化局的局长。龙应台就到了宝藏岩去考察,她是一个很浪漫的人,看完宝藏岩,就说这好像希腊的小屋,提出来能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艺术村。后来文化局非常勇敢的把宝藏岩定位成一个保育区,而不是当初的聚落公园。

在设计这个艺术村的时候,甚至邀请了作为“批判专家”的一些台大教授参与,经过几年的策划和设计,试图创造一个生活、生产和生态的共生聚落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文化局委托规划案的“中华民国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URs)”,作为“批判的专家”,却涉及到了体制内的规划制定。寮屋区改造的结果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定为了保育区,根据文物资源保存法和保育的精神,寮屋区不能够随便改动。结果保育就把它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冰冻了,它就没有了原来的生命力。而且我觉得那是太理想的想法,我去了好几次,清楚的看到,宝藏岩的居民都会说“这是我们住的地方,你不要来打扰我们”。原来构想中艺术家、居民、青年旅社那些人能够共生,能够互相去交流,其实也是非常理想,在实践里面也不见得成功。

谈谈我对两个案例的一点观察。如果没有“批判的专家”或者是“无间道”在政府里面,我觉得那两个案例的过程会简单很多,就是看到一些新楼而已。我们百年老街的历史都不会有人记得,或者只有老的人会记得,也没有人知道宝藏岩是怎么一回事了,可能只是看到一个公园。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知识分子确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他是在野或是在朝,运用了技术的知识,也运用了批判的知识。在宝藏岩的案例里,那帮很有理想的规划师,最终也是用好多技术来保存一个空间,让原居民可以继续在里面住。但是我觉得他们犯了一点太理想化的错误。但是,我们的制度是否允许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错误,包容错误并从中学习,也是很值得反思的。

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深港关系的问题,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其他地方都一样。我的恩师John Friedmann的新书就指出,很多人都会习惯地把世界的发展看作经济的发展,很希望自己的城市能够成为全球经济网络的成员,最好可以成为这个网络的中心。因此,我们就要加强基础的建设,所以要造房子,教育制度做好,才能够吸引人才。一般来说,这是香港努力的方向,也是深圳努力的方向。虽然我们身处的都是平凡的城市,但是每个城市都应该能够丰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收获,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里面拿到一点东西。它应该同时拥有使用的价值和交换的价值,也就是让人能够好好的在里面生活,丰富生活的内涵,成为一个文明的人。所以我认为,无论是通过体制内的政府行为,还是通过市场的力量,对这个问题都会有不同的态度和做法。

历史其实是非常开放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知道明天或是后天会怎么样,就好像柏林围墙在1989年之前没有人想到它会那么容易地被推翻,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因此,我会觉得我们作为规划界的知识分子,如果都相信社会公益一点、或是环境能够美好一点、更加持续一点,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的话,我们就会在任何的时空都能够尽量向那个好的方向迈去,这可能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东西。

(转自中规院深圳分院成立30周年系列讲座,汤远洲整理,经讲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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