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心异（知名媒体人）
金心异先生是著名的民间学者、第五届深圳市政协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区域经济、地方治理及社会建设。
他长期致力于珠三角地区发展研究，具备良好的地方根植性；他风格显性、言语犀利，常常引发社会及媒体的热议。今天他与大家分享的是他对产业升级与政府升级的独到见解。
他首先围绕着“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公司主义”这两大热门概念阐述了产业与政府的关系。接着，从产业升级阶段的角度抛出了“四代政府”论。他指出，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导致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财富生成、流动和消耗方式的改变，必将对生产力布局方式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会对地方政府提出全新的要求；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减少不必要的管制是第四代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
产业和政府的关系，最流行的词有两个，一是“产业政策”，一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产业政策在中国大家理所当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它，但实际上无论是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产业政策这四个字是非常不屑一顾的。产业政策是不是真的导致了产业的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其实是说不清楚的。
我有一个直观的观察，也得到很多人认可，就是在中国任何一个产业，一旦政府开始重视了，这个产业就完蛋了。以华强北这个真正代表了深圳经济力量的地方为例，从最开始的电子元器件、零部件，华强北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如火如荼完成了自己的升级换代、产品的更新。五六年以前，政府觉得华强北是自己的一块招牌，搞了华强北商业街管委会，再设立了华强北街道办，于是华强北现在真的衰落了，这就是产业政策的结果。因此，不要真的以为要靠产业政策去振兴某个产业。
那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府热衷于产业政策？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类似概念有美国学者戴慕珍提出的“地方性国家统和主义”、钱颖一教授的“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周黎安教授的“政治竞标赛模式”等。主要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权、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之间形成的统和关系。地方政府将企业纳入到公共治理中，既为企业提供经济依靠和政治后盾，又对企业施加影响力和控制权。到了今天，这种统和已经走向黑色化，每一个地方主官背后都有一个财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商关系，政阀和财阀的结合。
根本上来说，一是由于政治体制、用人机制，二是行政体系的行政逐级发包制，三是税制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必然选择。
所谓的用人体制就是政治竞标赛，提拔官员的标准要看他的政绩，有没有把经济搞上来，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GDP。大概五六年前开始，以GDP论英雄的风向已经变了，地方政府不太那么关注GDP了，而是关注地方财政收入。他们招商引资非常清晰的数字化，我给你这个企业多少地，给你什么政策，你必须确保到几年能给我交多少税收。
第二是行政逐级发包制，中国的政府是逐级往下发包的，所有的政治事务和行政事务是由中央政府发包分包给省级党委政府，省级党委政府再分包给地市，地市再分包给县，县区再分包给镇、街道办、乡，一级一级往下发，发包之后一级一级来考核责任，这也是导致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三是我们的税制，税种的分割是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根本原因。全部归中央的税收有消费税，央企所得税，中铁、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所得税，外资、合资的海洋石油企业的所得税、营业税和特级权使用税，能源和运输的基金、电力、石化、有色，进口关税，进口政府税和进口消费税，银行等机构的所得税等，这是管理的中央税。管理的地方税包括地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里面没有覆盖到的一些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土地使用税、车船税、个人所得税、土地政府税、教育附加、房产税、资源税等。有几个重要的税种是央地分享，增值税75%归中央，25%归地方，还有证券交易印花税，目前大约是97%归中央，3%归地方。
地方政府拼命招商引资，目的是培植税源，所以形成行政壁垒，城市之间的竞争。美国或者台湾，其地方政府的三大核心税种是物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因此台中市长胡志强讲他的政绩不会说台中市今年GDP有多少，地方财政收入有多少，而是只讲一个指标，台中市的人口比过去多少年增加了多少，为什么？因为人口增加，意味着会建更多住宅，会产生更多消费，就可以收物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所以地方政府考虑的是怎样把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更宜居，文化各种生活更丰富，生态环境更好，使更多的人来居住。企业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给中央政府，因为中央税才会导致企业的迁徙自由，否则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的要求去配置它的资源，它的税收资源被各个地方政府扭曲和分割。
地方政府想吸引企业，就要有产业政策、产业规划，目的是给领导看，和忽悠企业。因此归根到底，地方政府跟产业之间的关系，真正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产业的兴衰，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
四代政府：
1.0时代的政府是与农业相适应的政府
马克思总结中国的过去两千多年的政府模式，经济上叫亚细亚生产方式，政治上叫东方专制。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黄河决堤、河水泛滥，导致华夏文明需要建构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才能随时召集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的民工投入治水事业，那就要求要建立一个专制的政府体系，从上往下将农民固定在这个土地上。
农业文明时代的政府体系包括从中央到县一级的行政体系，以及县级以下的行政代理体系。近代的保甲制度是过去两千年行政代理体系演变出来的一个结果，从乡到村里都有政府的代理人。现在国内的大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以下的地方政府，还是这种政府模式。
2.0时代的政府：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政府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波三折的过程。洋务运动开始是第一波工业化，民国成立之后是第二波工业化，1949年之后的工业化完全学习苏联，到了70年代中断。改革开放之后叫重新工业化，从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叫重新的轻工业化阶段，用海外的技术、资本重新改造和建立轻工制造体系，形成全球最大的轻工制造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重新重工业化阶段，过去十几年无论是长三角、环渤海还是珠三角，全国各地重化工业、大项目一个个干起来。
这样的工业化阶段，形成了好几种工业化的特点和政府。第一种是东北的工业化，也是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形成的地方政府叫国家资本主义。第二种本土生成的工业化，以浙江的温州、宁波、台州、江苏的江阴、广东的佛山等为代表，它所塑造的政府是所谓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政府。第三种就是外来工业资本注入型的，以珠三角的深圳的宝安、东莞、长三角的苏州、昆山等为代表，它的工业化基本上不依赖本地的工业化经验，完全由外科手术室植入的工业化进程，这样的地方政府也基本上只获得了经营工业园区的经验，尤其昆山、苏州的工业园区是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工业园区，形成重商主义政府或亲商主义政府，也是上述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政府。
3.0时代的政府：与服务业相适应的政府
当从工业化升级成服务业时，目前政府就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无论是科技服务业还是金融服务业，它的具体特点、元素、要素，或者是它的模式跟工业已经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核心有三点，一是企业的选址由老板选址变成了员工选址，哪里有工程师、设计师、研发人员、律师、会计师，这些机构就去哪里。员工要的是生活环境，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这个并不是地方政府搞一个园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引申到第二点，园区模式已经不适应了，需要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体支撑能力，如发展科技研发或者文化创意产业就需要城市区域创新体系，如果不能满足需求，这些产业就无法形成。第三点不同的是对法律的要求，制造业的成本收益标准很硬化，老实说很多钱是赚的违法的钱，都没问题。但是服务业对法制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像科技研发、金融这些服务业，没有一个好的法制环境，打死我都不来。
4.0时代的政府：生态文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政府
这个时代的要求和政府应该具备的素质，现在也正在琢磨阶段。移动互联网带给我们人类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财富生成方式和财富流动方式的改变。我觉得它一定会出现革命的变化，但是具体是什么变化还看不出来，只是隐隐约约的觉得我们财富的生成可能要去枢纽化、去核心化。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集聚北上广深来，是因为这些地方是配置资源的枢纽。但移动互联网有可能重新调整资源的配置方式，那这个时代对地方政府的要求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至少得宜居，生态环境要好，生活很舒服，政府不能管得太多，我无法想像未来的政府应该怎么样，但至少有一点，未来的政府应该是让人民感觉不到其存在的政府，这是最理想的。
目前就国内而言，我个人觉得接近或达到3.0时代的政府大概只有两三个城市如上海、深圳、杭州，4.0时代的政府国内还没有一个，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看看哪个城市能最先在这方面改变自己。
浦东和前海是最有条件真正达到3.0时代政府的要求，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必须这两个城市要达到这个要求？这跟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要求是相匹配的。过去30多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是一个最低端的生产者。作为全球产业体系的最高端，北美和西欧的三大核心产业分别是金融服务业、最新的技术研发和文化创意。中国要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上升地位，也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占据领先地位。中央搞上海自贸区、前海开发的用意就是要靠这两个地区去占据全球产业体系里面的制高点，但是中央的思维方式还是老的思维方式，不太明白怎样才能打造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全球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这三个城市最根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美英法系的地区。美英法系有两大核心的原则，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血液里面。第一个原则就是对个体权利的绝对尊重，而且把个人权利摆到国家权利的前边。第二个原则是要求绝对的自由：人的自由流动、信息的自由流动、资源的自由流动要得到最根本的保障。
上海不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上海只可能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它的国际性是因为中国市场，跨国金融机构为了赚中国人的钱而在上海设立机构，但上海绝对无法成为一个全球金融交易平台，因为法律体系让全球金融玩家们不放心，无法保障资金的自由流动，无法根本保障私人财产权。北京的政府扶持上海，只是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但是中国政府权利再大，也无法在中国法律体系内构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我一直认为中央政府没看明白这一点，忽视了香港的价值，所以我一直呼吁中央政府重新认识香港。因为香港已经是基本成型的全球金融中心，是一个中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基本可以信任的地方。把香港的优势发挥出来，再由深圳起辅助性角色，因为深圳是北京可以完全控制的。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再有一个过渡地带或者中介沟通的空间，由深圳和香港共同构建一个混合金融中心，那就可以集中两种优势，既有中国的优势，又有全球的优势，这就是前海的价值之所在。
前海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在于楼有多高，多密，也不在于多么先进的城市理念，而在于能否承担国家赋予的金融国际化的任务，这个成功的关键是前海能否建立一个基本上向香港靠拢的法律体系。上海自贸区的提出也是为了要促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但是方案一落实的时候就发现法律问题，最后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打报告说授权上海自贸区可以不实行个别法律。这就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就是法律体系。我相信在上海做了一定时间之后，前海一定也能获得同样的条件，因为前海实际上比上海浦东更有条件来做这个事情。除了前海还有河套，这两个地块都是最具备条件的区域。很多人说深圳不行了，我觉得香港优势只要不丢，深圳的优势就不会丢。但是什么时候能让北京的领导人重新认识香港，这是深圳和香港应该一起做的事情。
大鹏半岛是深圳的一个宝贝，在这么一个拥挤的普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都会区，还有这么一块基本上没有被工业化污染掉，没有塞满人，还有很宝贵的生态资源、海岸线资源，因为其他的有这样条件的地方不是一线城市，而其他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就没有这么丰富的资源，而且占地两百多平方公里，所以大鹏半岛是具有唯一性。如果说深圳要想在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还能吸引人们在这里创造财富和消耗财富，大鹏半岛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最好的平台和抓手，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用好它。希望接下来对大鹏半岛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包括第四代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大鹏半岛怎样成为一个完全与前海不同，但又和前海的价值基本等同的一个区块。
（转自中规院深圳分院成立30周年系列讲座，杜枫整理，经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