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津逵（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发展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李津逵先生是中国市长协会特聘城市问题专家、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中国城市运营商”双向交流计划首席教练，同时担任了深圳市决咨委员、佛山市顺德区决咨委员和长沙县科学发展顾问。
2001年，他组建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开展城市经营和城市化方面的顾问、培训与咨询工作。近年来，他的目光开始更多地关注乡村。
他从乡村治理能力的衰退谈起，公共精神衰退、社会资本流失，国家对乡村的“格式化编码”，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的解构，导致了一系列的乡村治理危机和困境。
他认为，中国城市化难在乡村；乡村治理的困境在170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未能破题，而当代乡村建设正在揭示令人鼓舞的方向。
芒福德说：“欧洲文明的容器是城市”，我觉得中国文明的容器是乡村。欧洲人说欧洲城市的破坏，建筑师比法西斯的破坏力还大。前三十年在国家的高度集权统一的规划标准下，中国再也没有出现一百年前那样一个世界先进的、多元的、璀璨的城市文明，那样一个“万国城市博览会”的局面。“千城一面”的背后是“千城一规”。未来三十年，这种建设性的破坏将从城市转向乡村。
芒福德特别喜欢欧洲中世纪城市，凝聚中世纪城市的是教徒之间的相互信任，城市是市民自治的，市政厅是全体市民共同的公共空间。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相互呼应，城市内部不拥挤，城墙限定了城市的范围，避免任意蔓延。城市街道是有机的，街道生活充满活力。中国乡村与其非常相象：人们之间有亲情、宗族、祠堂的纽带，有它的公共空间，大榕树下面就是信息的集散地。村庄肌理是长出来的，不是华西村那种像兵营一样，把最拙劣的城市部分搬到了乡村。中世纪城市这种田园气息适于生活，因此芒福德认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来自于中世纪城市。
中国乡村的地貌各地完全不同，湖南的农村，一个个的小丘陵，村庄所在的地方，都要比稻田高出几米。在这样的地方，把乡村都拆掉，上农民集中上楼，搞增减挂钩，腾出来村庄用地复垦做农田，可能吗？不可能。村庄就不是农田的高度。村庄里原来的房子非常漂亮，就像在土地中间长出来的一样，如果统一给它穿衣戴帽，画上穿斗或是加上徽派的马头墙，那是非常没文化的表现。大家要注意，中国农村现在最怕的就是一刀切。广东珠三角很多农村就像中世纪的城市，祠堂好象教堂，是公共空间。少则三五家、多则一个村、附近多个村共同供奉一位神灵。有的是“主帅庙”、有的是“北帝庙”。最多的是一些土地公公。乡村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传承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中国农民“集体的建设性的违法”换来的：你让我以粮为纲，我就是要种经济作物；你让我以农为本，我就是要搞点二三产业；你说人民公社，我就要联产承包；你说大家集体劳动，我就要分田到户。这些都是中国农民“集体的建设性违法”， 上亿中国农民不开一张人民公社的介绍信，就往城里面涌，这就是民工潮，当涌进两亿多的时候，中央文件出现了“城镇化”这个词。在此前的12个中央一号文件，没有城镇化这个词，都是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联产承包要长期不变”等等，好象农民就是缺钱、缺土地，从来没想到农民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要到哪去就到哪去，农民的权利从来没有被尊重。
欧洲中世纪城市和中国乡村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治，不是管制，每个村庄有自己约定的一套规矩，大家共同遵守，这就叫自治。过去皇权不下县，乡村全都是农民自己在管理，有德望、有威信的人一句话，大家就不再吵了。
什么叫社区？今天城市里基层行政单位都叫“社区”，是伪社区。真正的社区是共同体。今天中国的乡村每一个自然村就一两百人，彼此是熟人，都能够认识，都能够监督，是真实的共同体。把40个这样的共同体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行政村，选举村长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小村小姓的人没有指望能选出他们的代表，大村大姓的相互博弈，所以常常到选举的时候就要动用警力。真正的“社区”是可以实行自治的共同体。今天的乡村治理都包括什么内容呢？从上到下叫管理，横向提供的叫公共服务，自下而上形成秩序叫自治。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公共服务政府越包越多；村民的自治能力却越来越差。
首先就是乡村里的公共精神衰退了。现在的农田水利，村民已经不再自己去修自己的农田水利了，都是政府出钱来修。政府的招投标层层转包，转包到一些跟本地毫无关系的一些施工队，拿剩下那点钱，建出来的农田水利多数都是豆腐渣工程。整个村庄风气正不压邪，只要有人出来做恶，大家就都袖手旁观。这是公共精神衰落，社会资本流失。
其次是自然村现在完全解体了，农民变成一盘散沙。平常的诉求没人听，一旦闹起事来，昨天的顺民就变成今天的刁民。所以农村里面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就都是政府和农民沟通不畅，最后“小事闹大，大事闹炸”。今天乡村治理的危机，只要换届选举的时候，那就是看谁人多，人都多就看谁钱多，大家人和钱都差不多，那就看谁涉黑。
是什么东西造成今天的乡村治理危机？我觉得一个是官场的影响，一个是商场的影响，这两大场把中国的农村给摧毁了。
第一个是官场，中国的20世纪就是一个不断革命、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一百年。在这之前乡村是一个自治的共同体，建国后通过集体化、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把乡村原来的基础基本上摧毁了，摧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有几千万农民被饿死时，没有人组织起来到县里粮库去借点粮食吃。
对农村的事情，大家现在就算政治账，往里投了多少钱，胡温十年，支农的钱大概是三万亿到五万亿。取消农业税剥夺了农民的责任，这个叫好心办错事。今天中国多样性的民间文化，都被格式化了，人民公社时是公社、大队、小队，后来都撤了重新建行政村。“行政村”这个名字本身就告诉你不是为了自治目的，而是为了行政目的。行政村本来是完成各种政府事务的，反而被我们的法律赋予了自治组织的权利，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大家组织起来自治吧，你们自己制定一个乡规民约，这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不是熟人社会。政府所做的一些安排，使农民失去了自己的村庄和法律地位。什么是自然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里根本没有自然村的地位。按照法律规定叫村下设小组，这个小组已经不是法人了，所以它没有法律地位，村庄没有自己的权利。
我们到处都听到撤乡并镇、合村并居，说是撤并后行政成本大大降低。是不是合并以后就真的减少了行政成本呢？村庄里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比如说村班子四个成员，是一个人管一片。为什么是他来管这一片？他是这一片的当然领袖，谁家大事小情，他一出现，就能摆平，如果不是他，还进不了班子，所以这把钥匙就开这一片。现在两个村一合并，就有几把钥匙下岗了。钥匙一下岗，锁就锈了，就出问题了。政府的这种武断，大刀阔斧的在摧毁着乡村社会。再比如取消农业税，当取消了一群人的税收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就同时剥夺了他作为公民的权利。农民负担重，可以减税、免税，但不要取消人家纳税的义务。
在扶贫低保上，现在叫应保尽保，只要你家生活水平低于一个线，政府就对你就负有无限责任，把红包送到你手上。村长气死了，说这小子就是好吃懒做，你还保他。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亲不亲，阶级分”，只要他是穷人，就是党和政府的亲人，按照这个理论下来的扶贫政策叫应保尽保，最后全中国的扶贫县哪一个扶出了正风正气？ 今天的政府叫“民求我应，民需我做”，它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能力、责任边界。政府应该干什么？应该把最低保障建起来，是富足还是富裕，那是每一个家庭自己努力的结果。
现在再来看商场对乡村的侵蚀。乡村原来有生存保障功能：在大饥大荒之年，只要这个村里甭管谁家还有一百斤粮食，这个村任何一户都不会被饿死。大家都避免失德，都要遵守乡规民约，就是因为大家是一个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生命共同体。但今天情况不一样了，农民出去打工有积蓄了，种田不是主要收入了，自然村的生存保障功能就消失了。乡村保障功能一消失，失德的风险便降低，因此现在是共同体弱化，劳务货币化，乡村里干什么事都出钱。尤其是城市化地带，政府和村民争利是越争越紧。在巴西、美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二、三十人，但在中国是544个人，人均不到三亩地，如果不走城市化道路中国农民是不可能体面地活下去的。有人分析，可能未来50%的乡村会消失。那些接近城市的土地一夜之间就升值了，今天中国的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乡村很少看到年轻人了，全都是老人。今天你问那些进城打工的90后，他对家里面地有几亩，粮食直补多少，地里种的什么，这几块地是连片不连片，一概不知。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对乡村的渗透和毒害，如果我们再不面对乡村，我们的城市化研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城市和乡村真的不同，城市是个人本位，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城市是经济理性，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契约社会，专业、协作、标准化。因此，城市建设要大项目带动，要迅速上马，而且一定要整体规划，大资本投入。乡村恰恰相反，乡村是集体本位，共同信仰。共同信仰是大家是一家人，不能有过度的贫富悬殊，要分享。比起城市的货币经济，乡村是生活经济，它不是契约社会，而是亲缘社会。比起城市的专业化、协作化，它是整体性综合性。因此，在村里面干的都是“小事”，一点一点的调整，是一针一线绣出一个美丽乡村。而我们的政府想的是大刀阔斧，打造出一个美丽乡村。
荷兰、丹麦是小国大农，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大国大农，台湾是小国小农，中国是大国小农，没有一个可以作为中国的榜样。这种情况下，让农民自治才能发挥重大作用，一定是让他们认识到我的乡土是世界上最美的，它里面好的东西要复兴。一定是在政府和资本之外，第三种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中国的乡村才有希望。而绝不能是政府施恩于它，工商资本剥夺它，农民只在旁边看着。
现在我给大家讲两个案例来说明村民自治是有出路的，那就是重建共同信仰。不管是孔、孟信仰还是基督信仰，有了信仰，我们乡村就可以变成地球上最好的人居乐园。
一百年前在贫困的乌蒙山区，苗族人请来一个英国传教士伯格里，他在这几户人家的小苗寨建起了当地第一个学校，创制了苗文，在这给他们扶贫、扫盲、传教。整个石门坎地区，苏科寨是传承宗教文化最好的，这种信仰的力量是金钱换不来的。前几年村里教堂在地震中塌了以后，政府说可以支持，但支持一直下不来，他们村里20年来教会一共攒下了四万块钱，要建这样的教堂不可能，他们说每家先出三袋水泥，平原地区是25块钱一袋，搬到那个山寨里50块钱一袋，每家就先出150块钱，全村的人上阵，盖的过程中消息传播到外界，包括深圳的一些公益人士、慈善人士就去支持他们，最后就把这个教堂盖起来了。
在孔、孟故乡济宁，我问城中村的人，城中村改造时你们希望什么政策？他们不说政策，说希望兴唐集团来改造。兴唐是什么样的企业？它设立了孔子学院，改造的时候，学院的老师走进村子，教老百姓唱歌跳舞，教孩子读《弟子规》，跟老百姓交朋友，跟他们介绍改造政策和未来的前景。他们不光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造福当地，他建立的共同信仰是孔、孟之道的国学。
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系统的试验，就是蒲韩社区，我真的又看到了希望的田野，而在这之前我在全国各处看到的都是失望的田野。
蒲韩有一个红娘手工艺社，年轻人跟老人学女红。随着定单越来越多，大家忘了再跟老人家学习了，就猛赶订单。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他们决定要压订单，就这样一压订单，整个红娘手工艺社干了六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大起大落。2007年国家要给合作社补贴，他们的带头人就说如果你就冲着国家补贴去，你就离开。当时有28个专业社，确实离开了几个，剩下的大家都说我们不是为了靠国家政策，我们要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做好。
他们坚持要做土地的生态转换，农民拿出自家几亩地入社后，承诺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到第三年，算是生态转换成功，再出产的东西就是绿色的农作物。他们说转换不是为了多赚钱，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命根子，我们要爱惜它，不要拿化肥和农药再侵害它，让它板结下去。
村里有一个芬芳日间照料中心，75岁以上老人就集中在一起日间照料。开张时只来了四户，他们就说那我们搞一些活动，大家来联谊。老人们刚来的时候都不说话，来到这以后参加活动，高兴得不得了。日间照料就是老人白天到这里来，上下午都有文化活动，中间睡一觉，吃一顿饭。一个月交多少呢？150块钱，其中100块钱是午饭成本，50块钱是管理者工资。谁来做饭呢？村里60多岁的妇女轮流来，你看这个办法多聪明。村民要互助起来像一个家的话，那不是货币经济，而是社会经济。
我们城里人总是说村里要搞旅游、工业园或农业园，他们说不能这么搞，因为当几千亩地、几万亩是同样一种庄稼的时候，政府干部看起来是最美的，但虫子没别的吃，就吃那个作物。他们觉得土地不能连片流转，农民的收入和种植一定要多样化。连片流转后，农民一年就是“一个月过年，一个月种田，十个月赌钱”。我们的政府总是讲要“以发展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以管理城市的方式管理农村”，这样造成的问题太大了。
为什么我今天要说这些？因为我们政府这只手要进村了。乡村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如此的有生命力，我们千万要小心，要敢于向权力讲述真理！
（转自中规院深圳分院成立30周年系列讲座，石爱华整理，经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