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康延（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著名纪录片制作人）
邓康延先生学地质出身，后转行成为媒体人，曾任《深圳青年》策划总监、《凤凰周刊》主编，近年来从事纪录片制作，多部作品获国内外奖项。
他以在腾冲拍摄远征军纪录片时偶然与民国老课本结缘的经历开始了他的讲座。
他认为，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春秋”；纵是兵荒马乱，却有人心淡定；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小学课本集二者于一身。他将民国老课本形容为“带有体温的文字”，简洁、平白、娓娓道来。
他选择了老课本中的一些精华内容与我们分享，“小窗外，有梅树，方开花。我欲折之；干大枝高，手攀不及。母谓我曰：此树乃十余年前汝父所种。比汝大数岁，故甚高也。”
邓先生说：家园有树，人心有根。母亲的感喟，父亲的手植，亲情在记忆里幽幽芳菲。家国旧事，片片和煦。
我们生活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对时空的冀望，因此有了一些彼此相通的气场和共同的体认。在我心目中规划师不只是塑造城市外在形象，更是为其注入内在精神的一群社会精英。
因为在上学的革命年代，无书可读，读到些唐诗宋词，让我从小敏感于汉字母语的诗意，也促使我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天地。所以，后来辞去西安煤科分院的地质工程师后，奔到深圳做了媒体。多年来我在几本杂志做过记者，编辑部主任，主编，现在主导一家影视公司。
随着阅读和接触人物的增加，我越发感到复原历史真相责任的重大和艰难。如何能将破碎散乱不为人知、或错知的历史复原？我选择了比传统平面媒体更有感染力和鞭辟力的纪录片形式，一段鲜活的影像，胜过白纸黑字万千。纪录片就是努力重回历史现场，用当事人的口述、文献、情景回放复原细节和来龙去脉，当然也涵纳叙述者和记录者的情感，它是呈堂供词。这也是我辞去凤凰周刊主编开始纪录片的心路转折点。
而民国老课本的故事还要追溯到2005年，当时我正在准备一篇关于中国远征军的稿子。接触过民间田野调查者和远征军老兵后，我立誓要与朋友们纪录还原这段湮没以及被扭曲的历史，他们的腥风血雨命运一直揪着我心，我的同理心：我若出生在当年，可能就是他们。反映国军滇缅抗战原是敏感题材，我对劝告我的业内大腕说，我们不以播出为目的，再不拍老兵就没了。我们的第一部《寻找少校》，纪录了战死腾冲的美军少校梅姆瑞的故事，历时三年制作，所幸拍出后，恰逢因国家领导承认正面战场，得以公映；之后又用三年拍摄了中国远征军健在的少校赵振英的生涯，开拍时老人家已经92岁，那真是抢时间。两部片子国内和海外播出都有些影响，并分获中、美纪录片大奖。奖台上看似一时风光，但在实拍他们百年生涯时，是撕开旧疤看老伤的过程，不只有过去的悲壮，更多现在的悲凉。这是晚了半世纪的致敬和反思。
也就在腾冲拍摄期间，我凑巧在旧书市场遇到了民国老课本。当我在小城客栈黄昏捧读老课本，一缕斜阳打在泛黄的课文上，我突然感到这就是远征军给我的馈赠，让我在国殇墓园痛哭后，发现这片土地上遗存的民国童年的美好。还让我觉出了一种使命。之后我为《深圳商报》开了“老课本新阅读”专栏，随之在大陆港台出了同名书籍，促动了老课本热。如今我已搜集了上千册各类老课本，当我不断深陷其中，就越发感觉自己是一个民国的孩子。
所以，不要说今天是朋友邀请，即便陌生人让我讲讲远征军和老课本以及民国先生的故事，我都责无旁贷。因为接力棒今天荣幸地、紧张地到了我手。更多的人们通过老课本看到了不同于新教科书里的故国和国故，我把它命名为最近的春秋。
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奠定多项传统文化根基；大陆民国的38年，虽历经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甚至民不聊生，依然孕育了一批中华文化大师及大作，有了 “黄金十年”，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民间自治的力量。在野诸党和各类民间机构坚持宪政和选举等普世的价值观，各地政府不能在经济、文化、社会管理以及政党政治上垄断起来。活力在于竞争，在于多元开放，尤其出版业对民间社会的开放，书籍报刊繁荣一时，对民众教育善莫大焉；对政府国是和人间弊端敢于社会批判，恶也受遏。邻国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国体全面革新，仅从其课本现代性内容的编纂、印刷装帧插图的精美，即能发现中日两国文化乃至未来比拼的分野。
在我收集的老课本中看到蔡元培、胡适、叶圣陶、丰子恺、张元济、王云五、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大家编写的小学课本，我觉得他们能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话，他们尽心用方块汉字传达世上最美好的人文情感。既有传统的内容，又有西方的先进理念。
下面我想分享老课本，看看当年的孩子读什么。在2011年我因老课本获得新周刊和江苏卫视评委会大奖时，获奖感言用了三篇课文。第一篇选自商务版：“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子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为七八岁的孩子学习针线字词，情节描述全是白描，不加修饰和抒情，质朴简洁，但慈母手中线的意境跃然纸上；第二篇选自开明版，叶圣陶拟文，丰子恺配画：“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他看着花。”最后一句，蹦出了童心和意趣，这只羊就有点儿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味道；第三篇课文来自中华版：“开学了，我们选级长，谁得到的票最多，谁就当选。”这是对于一个国家民主生活最基础的童年样本。
山西军阀阎锡山对教育的重视和践行，超越了我们过去被灌输的印象。他曾广建学校，参与指导教材，比如倡导说：“教育是慈善的，不是营业的，所以教育家应当在人群中随处做的，不是只在讲堂内学校中做的。”他给出公民规范行为的准则：“一，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二，桀骜不驯，为野蛮人之特性；三，真血性男子，脑筋中有国家两字；四，欲自立，先从不依赖人起；五，欲自由，先从不碍人自由起；六，能忠于职务者，才是真正爱国。”这些训戒远胜过我们现在一些假大空的宣传，其国民精神的追求，精炼有张力。
再看这些课文，例如：“瓶中有果，儿伸手入瓶，取之满握，拳不能出，手痛心急大哭，母曰：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形象地写出了人天生贪欲造成的后果和控制的方法。似寓言，又是真理。
例如：“池中种荷，夏日开花，或红或白，荷梗直立，荷叶形圆，茎横泥中，其名曰藕。藕有节，中有空，断之有丝。”短短38字，一口气说尽荷之一生。我汉字好功力，所以我说，断之有丝，断之有思。
我们继续看课文：“钮儿在家，有客访其父，父适他往。儿邀客入，请客上坐，己在下位陪之，客有问，则谨答之。客去，儿送至门外，及父归，以客所言，告之于父。”短短一段叙事描述，包含了一种方法论，告诉一个孩子待人接物的具体程序步骤，于细微之中彰显礼仪。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也被人所营造。对比今日普遍场景，要不无话可说，要不“不要与陌生人说话”。
下面的一些动画短片给大家展示了民国课本里的故事和道理，比如师徒传承的东方审美、悯人爱物、拾金不昧、重信守义、宽容大器等等。
让我们继续读课本：“小窗外，有梅树，方开花，我欲折之，干大枝高，手攀不及。母谓我曰：此树乃十余年前汝父所种，比汝大数岁，故甚高也。”短短几句描写小窗外的梅树，牵连出家族的根系，正所谓家园有树，人心有根。这里或有淡淡的忧伤和岁月的眷念，正是这些细腻的细节，带给我们丰富的感知，那些场景宛如眼前。这比起空洞重复地说“爱”、说“梦”，含蓄而隽永。
民国的教育，注重对不同家境孩子共塑人性化的价值观。比如课文《糊纸窗》：“农家小儿，揩拭窗格，糊以白纸，涂以桐油。纸能透明，且不易碎，彼告我曰：‘我家无钱买玻璃，故以此代之’。”我觉得，这等教育要让富孩子不张扬，穷孩子不气馁，独善其身的人多，兼济天下的人也会多。上苍眷顾自爱并爱人的人。除了星星，苍穹一贫如洗。
一则表达善行的课文，叙述了徐儿挖薯时发现了蚁巢，他嘟囔道：“蚂蚁辛苦营巢，我何忍毁之？”即覆土如初。我的新阅读道：徐儿俯望群蚁，上苍俯望徐儿，浩瀚的注视。艺术家陈丹青先生看过老课本后发给我一句话：“民国教育好善良啊。”
我们再看这篇事关公民的比喻，《权利和能力》：“一个国家好比一只汽船，行政官吏是把舵的水手，全国人民是坐船的主人。水手有的是能力，主人有的是权利；一个国家好比一辆汽车，行政官吏是开车的车夫，全国人民是坐车的主人。车夫有的是能力，主人有的是权利。”二三十年代的课文就是这样形象地比喻了社会分工。镜鉴今日。
课文里有这样一首朗朗有韵的读书歌：“欲知读书乐，试听读书歌，万事书中有，一一各分科，师长善教导，同学相切磋，春秋气候好，寒暑假期多，四时各相宜，光阴莫错过，儿时不读书，老来唤奈何。”我的新阅读，附上了我为深圳读书月十周年时所作的一首歌词：“书是一辈子的朋友，爱书的人四方是朋友，书里藏着万年交，隔着年代握着手。甲骨文温暖人类小时候，诸子百家写春秋。长空雁过天有字，是谁伫立读出秋。太阳不老书不老，万卷长流水长流。人生风景何处寻？云在青天书在手。”
接下来我想说说《模范公民手册》，这是一位提名罗健泉的老人留下来的课本，如今已随大陆版和港台版的《老课本新阅读》印刷、附赠两万多册。这本小册子，一边是稠密推演的故事和道理，一边是疏朗明快的主打观点，既生动清新，又厚重深刻。比如“我不盲从，不随声附和。”岂非当今最缺乏的品格？ “我说话要轻而和气。我对人和颜悦色。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叫别人去。我竭力做有意于公众的事情。我要爱护有益于人类的动物。”这些划定底线的做人规范，是为初入世的孩子提醒行走的方向与姿势。简洁明了，具体可行。
民国文化的载体保留着一种平和亲切的特征，这一点在两岸的美术馆和设计师朋友的感受中体会很深。比如北京、南京各类现代的摩天高楼，并高不过民国清华、金陵的建筑气势。再看未打断传统文化血脉的台湾，会让你更容易感受到艺术作品和真实生活的通融，不像我们在千篇一律冷漠的大城市中感觉到的距离感。我总能感到，民国少儿读物的封面、插图和装帧，透着生命的体温。这是些民国美育的彰显。当年蔡元培先生甚至想用美育来替代宗教，可见美育对于民国教育的份量。想想那时新生活运动的基本线条，也就在于：干净卫生，懂得审美，健康运动。
这些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老课本部分内容。随着挖掘老课本和民国文化书报刊后的大家：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晏阳初、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我们让他们十位走进十集纪录片《先生》，也走进当下，为当今一塌糊涂的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同时出版了同名书，并延伸扩展出多个城市的《先生回来》巡回展，把老课本、民国书报刊、先生融汇一片。纪录片《先生》多次获奖，中信版《先生》印量已突破七万册，获得了亚洲周刊当年的十大好书。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与那些大先生在精神层面聚聚。一同走过从前。我给《先生回来》巡回展的主打语是：“他们的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走进民国的文化与人，我觉得，第一就是他们有巨大的气场；第二就是当你去铁下心做一件值得做的事儿，你就会发现全世界都来帮你。
（转自中规院深圳分院成立30周年系列讲座，梁浩整理，经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