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向明(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马向明先生从1986年起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参加了广东省大量重要的规划编制和政策制定工作；先后两次参加《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对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有深入的了解。
他认为，在珠三角转型路上，将有许许多多摆不脱的挑战；他从转型中将出现的城市发展建设模式的转换、发展空间的转换和制度环境的转换三方面提出了他的思考。
他认为，在现有的政策和发展环境下，城市应抓住三个关键：一是公共服务，即城市的竞争力；二是产业，即城市的持续能力；三是人，即城市的创造力。
他从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从特区、开发区、新区乃至城中村的不同管理机制提出了他对制度环境转换的思考。
谈到“城市化”，自然会与人口的转移、产业的转换有关，但还有土地开发权也在转换，即珠三角的土地开发方式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一次转化。过去村镇通过建设物业出租的方式转变成了城市政府通过土地运营获得基础设施配套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资金、技术、产业大流动的背景下就是一个利器，在短期内就能完成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如果说城市化中存在所谓的“土地城市化”的话，谁是“土地城市化”的主体？城市！这是今天中国的普遍现象。但在珠三角却存在城市主导的城市化和村镇主导的城市化两种路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废俱兴，中央鼓励乡镇企业和乡村发展，推动乡镇工业化，以解决就业问题和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城市化需要基础设施，乡镇没有税收权的，于是就是利用土地出租来建一些配套物品，税收跑市政府那里去了。所以东莞出现了政府修一条路，然后村里拿地出来建物业，政府得到税收，村民得到出租收入。村通过租金收入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做了城市该做的东西，当时政府没有财力去做这些。
1985年建设部提出了集镇的“统一开发”，每个镇可以设一个开发公司来开发。东莞每个镇都有一个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来进行土地开发，于是建设用地的增速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不需要征地，都是村里的，村里也乐得其成，只要供给基础设施就行了。这种增长同盟的形成为珠三角提供了快捷的空间生产方式，珠三角在90年代能够迅速地吸引那么多跨国投资，跟这种机制是密切相关的。
八、九十年代，国家鼓励创汇，乡镇办的三来一补企业能够创汇，所以整个政策是鼓励乡镇发展。这个时代东莞南海是领先者。八十年代的城市比较艰难，因为基础设施配套欠账多，当时单位建房都不交基础设施配套费，城市没办法进行基础设施配套，所以城市也希望通过公司统一开发。后来政府规定所有新的开发由开发公司进行，等于把开发权全部收上去了。政府希望通过统一开发获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或者通过开发区吸引投资、扩大税源推动城市发展。后来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土地政策和住房政策的改变，演变出了这样一种模式：政府征地，以土地获得贷款，用贷款配套基础设施，然后招商聚人聚税，再出让商住用地，进入下一次循环。有研究表明美国的财政收入也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早期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在贩卖，后来才作为一种资产进行课税，现在美国的城市里面物业税占40%～60%。地卖完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也建起起来了就不需要再卖地了，靠税收来维持。
西方的城市设市是一种自治行为，是县把部分权力下放到town。地方设市后政府把地方的基础设施配套和物业税的征收和支出的权力下放给town，让他们自己去运营。而在中国设市是城市的扩权，城市政府把权力收到自己手上，可以打出政策的“组合拳”。西方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信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政府不干预，让企业和私人去运作，政府退在后面。而中国政府的手没有收回来，大量地进行空间生产，这些空间场所在资本大流动时期成为吸引外资的利器。因此，以1997年龙岗试点村规划为代表（限定村开发的范围和区位），珠三角的城市化模式由村镇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向城市主导的园区建设和新城开发模式转换。
再看一下村镇型城市化模式。今天很多人认为这种模式中由于集体土地不能流通转让，造成集体土地没办法从资产向资本转换。说这种模式下土地是租的，故不能拿去融资，也不能卖，是不流通的，也就是说这个发展模式是脱离现代金融体系支持的。最大的资本土地没有办法资本化，它的配套能力就低，于是吸引不了高端的企业，最后只能越搞越烂，那些赚了钱的好企业都跑到配套好的城市地区去了。2013年有报道说东莞70%的村都入不敷出。东莞城市化地区77%的土地都是集体权属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活跃地区佛山中山也类似是这种情况。这类城市化地区怎么实现土地的资本化是其更新转型的重要议题。以前中国的股市国有股不能流通，后来进行对价换股实现流通。珠三角也应研究一个城市化地区两种土地的对价流通制度，通过对价即可把土地资本盘活，政府也可得到提升设施配套水平所需要的资金。
珠三角被称为“世界工厂”，虽然要转型，但未来不可能脱离工业制造。珠三角的城市形态为什么会如此连绵？从深圳一直连绵到广州？如果说珠三角是管理不好造成的话，那为什么长三角也这样？我想这是由于工业形态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存在运输费用问题，于是企业喜欢临近布局，以致连绵不绝。服务业和知识经济则可以通过网络来传输。所以工业型的城市化很容易连绵，知识经济则会容易出现蛙跳式，让流空间、信息流能够突破空间的限制。
如果是这样，知识经济为什么还要聚集？P.Hall说知识有两种，一个是程式化的，可以通过网络来传输；另一种是非程式化，需要面对面、人见人地交流。于是知识经济对空间场所的环境要求变了。2009年我去新加坡，在裕廊看到了三代园区的变化。新加坡早期的工业区和和东莞的一样；80年代建的Business Park有绿化,和我们的科技园类似地楼在绿地中，因为人们的要求高了。现在做的“唯一”创新园的绿化则是集中式的绿带布局，办公楼间的联系十分方便，在生产场所领域下面就是咖啡馆，就是说这些园区的人都需要交流。
珠三角与香港间的货物运量逐年下降，人的交往却越来越多，区域开始转向知识经济。以前我上学知道有“卫星城市”，但这几年西方出现了“边缘城市”。为什么会有“边境城市”？根据案例研究，边缘城市里聚集的大部分都是科技等新兴产业。为什么这些新兴产业不在城市中心区？直接原因当然是因为外面土地便宜。我们知道产品有生命周期，一个产品周期也许是七、八年，一个企业能够跟上产品的更新，那它就能够发展，否则就淘汰了，因此企业的周期可能是二十、三十年甚至更长，所以空间的转换往往比生产的转换慢。诺基亚即使是输，它开始总是不服的，直到最后什么都输光了才卖地买楼。也就是说它的产业空间那个场所，它要控制空置一段时间才服输。边缘城市做什么？就是在老城区外面的地方开辟新的场所，去营造新兴产业。因此，城市转型期还是存在新增量的需求的，通过减量规划来推动转型的想法过于浪漫。
如果说转向新经济，空间可以跳跃，不一定要在老地方。那珠三角外围地区还有很多空间，生态环境好，正好满足新经济对环境的高要求。
美国的边缘城市出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是交通区位良好，常常是机场高速与城市环城高速交接的地方，因为信息流通是创新产业的第一要求；第二个是周边有好的社区。如果我们审视珠三角的信息流路，信息流最富的是广州、深圳到香港这条线。所以你能跳哪里去？跳到别的地方信息流不供应。在所有重要的产生流的源点都是在现有固有的空间的情况下，即使你想跳也没多少地方可跳。这就是珠三角最棘手的地方：信息富集的场所其空间品质的现状却问题多多。
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空间生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生产的同时也再生了社会关系。珠三角城中村的演变就反应了这样一个论断。1997年我们到龙岗做试点村调查，发现很多村刚建成的时候是模范村，规划做得好，建得也不错，但为什么最后都变成了脏乱差的城中村？因为村民在失去土地后是以出租谋生，当市场价格下降时，村民们第一个降价，因为不降价就没收入。降价的结果就是那些需求低的人、支付能力低的人全部聚集在城中村，于是村里的各个服务都低价经营。当城市生活成本上升，村民要提高收入怎么办？提高房租是困难的，因为房客支付能力不高，要提高收入，出路一定是增加更多的空间以保持低价来获得更多的收入，于是楼层越加越高，环境越变越差。最后有环境要求的人都离开村子，城中村就走向恶性循环。像东莞等以出租物业为目的的方式生产出来的空间，如果不借着更新改造的时候打破这种社会关系，那就可能东莞变成珠三角大都市中的城中村：珠三角低成本需求的活动全汇聚到东莞，孕育出高端的需求后就搬到深圳、广州。
八十、九十年代，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跨国公司是以廉价要素作为选择方向。因为他们到中国生产的目的是运回欧美去卖。2000年后这些跨国投资在中国生产的目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中国制造”变为为中国制造，因为中国市场成长起来了。十年后，我们看到伴生的一个变化是，外资在中国市场的退缩，一批本土企业脱颖而出。过去在中国最热的“外企”，现在让位给了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本土公司。为什么阿里、腾讯能够倔起？因为服务业具有生产与消费难分离的特点。当中国成为一个消费投资目的地时，本土企业就拥有很大的优势。QQ能够战胜MSN是因为腾讯比微软更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以前一说到长三角南京肯定是第二，但现在如果是就业的话，我想很多人的选择会是杭州，阿里巴巴这些企业书写着城市的传奇故事，这样的城市让年轻人充满梦想。
如何实现从加工经济转变为创新经济，从租赁场所转型为适宜创业的场所，是珠三角转型的重要挑战。以村集体土地建设起来的城市化地区，怎么盘活资产去更新基础设施，和怎么转变社会关系使这个场所转换成适宜创业的场所，我觉得是珠三角转型需要解决的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
（转自中规院深圳分院成立30周年系列讲座，石爱华整理，经讲者审阅）